对于西语文学，我没有一点研究。
读过的只有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和《小癞子》（Lazarillo del Tormes）。还有一篇评论《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杨绛先生建议译为《薛婆传》---的短文。这篇短文杨先生写得令人笑绝。
至于鸿著《百年孤独》，只看过简介。
在五维空间之间旋转的空灵写作方式，是西方女作家一直追随的Virginia Wolfe的 “脚印儿”, 却不是我的喜爱。 在这一点上我依然传统，追崇的还是写实主义老路的平淡与自然。
除了上述几本译著，我几乎不看任何翻译作品。
我个人的爱好不仅仅只是"阅读"还在于“悦读”，注重“过程的享受”。在读书的时候，我还有刚识字的人的低级习惯，喜欢念出声儿。所以语言学角度的文字美, 韵律美, 音乐感，对我个人来说十分重要。
塞万提斯本人对翻译的态度和我一样，称翻译作品提供的只是绸缎的反面------绸缎正面的华丽与光泽因为语言结构的转换和因之造成的文采的流失在译作中消失。是人类跨语言交流之常情。
其实如果只是“提供绸缎的反面”，我认为还算是好的翻译，至少做到了“信”，“达”两点。至于“雅”，实在难以苛求。
我认为翻译犹如“化妆”，译者犹如化妆师。把原作糟蹋了，帮助原作者把读者推得更远的化妆师太多，这是人类跨语言传播中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即便难过与悲哀，即便我们抱以理解与同情。
每当想到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的翻译，是戴著多么重的枷锁在跳舞!
我总是对把原著打扮得悦目的那几本凤毛麟角的佳作，怀著永远的敬意和激情。
在我看过的有限的几本翻译作品中，翻得最好，没有翻译味道的是杨先生的《堂吉诃德》和《小癞子》。
杨先生妹妹杨必译的《名利场》,一般被认为是翻译巨著，和杨先生的《堂吉诃德》和《小癞子》一比，在阅读过程中还是有bumps------路上的嗑绊。当然翻译做到完全没有嗑绊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
我父亲翻译的一本理工科教科书我很爱看，文字简洁，干净，连我这个外行居然也对科学的主题略微看懂。
另外一本简洁干净清雅的译本是翟华先生翻译的阿梅利系列。文字的简洁干净可能源于理工科的缘故。“信”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法文，“达”，“雅”是做到了------即便对于我这样挑剔悦读的读者。翟华先生的译本在网上可以找得到。
对于西语文学作品，译本是不得不看，因为对于西语我大字不识一个。感激杨先生的《堂吉诃德》和《小癞子》，没有任何翻译的味道。但是《堂吉诃德》太长，看得有点晕。《小癞子》却短小, 精当。
《堂吉诃德》在当时是不被认为上大雅之堂的逗乐儿作品，现在却是学习西语文学之中必看的经典。一如我国的《红楼梦》, 在胡适先生和五四运动提倡之前的历史与遭遇。
另一个例子是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围城》，在当时也是游戏之作。
这些现象再次提醒我对“流行”与“经典”，“传统”与“现代”之间互换关系的考虑。这一现象在艺术领域同样广泛。
坚信五十年之后我们今天的许多网络作品，例如《第一次亲密接触》之类，将会成为未来大学中文系必读的经典。因为这些作品充满 “文字创新”的“原生态”。
文字“原生态”的创新是人类文学永远的追求。
四十年代的《围城》的地位就等同于今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唯一一个小建议是把桑丘潘萨（Sancho Panza） 翻译成：“桑丘。胖子”。 在北京话里面我们把“胖子”发音成：“胖咂”, 和原文发音又象，又有「挺著肚子」的意思, ----「挺著肚子」还不胖？--又因为逗乐的缘故容易记住。
作为多语言的使用者，我不喜欢在中译外文译名的的时候难为读者，因为实在没有必要。中文译名只是毫无意义地利用中文的单音节词，标示出外文的发音。译得佶屈聱牙，是对中文读者低级兼小儿科的折磨。
最痛恨的一个例子是“费奥多尔
我的这个观点全是杨绛钱钟书两位大师的的影响。譬如通常译做《塞莱斯蒂娜》的》(La Celestina），杨先生即建议翻成《薛婆传》。
个人最爱的最妙的例子是钱钟书在围城中的几个jokes,
1)（Ｔ．Ｓ．Ｅｌｉｏｔ）译成 “爱利恶德”，（......是对人性中的嘲笑......）;
2)（ＴｒｉｓｔａｎＣｏｒｂｉｅｒｅ)译成“拷背延耳”， (......执刑者的丑恶立刻映入眼前。钱先生的这部书完成于日本人白色恐怖的孤岛。七十六号特务头子的魔窟相信是住得不远的钱杨两位大师的启迪......);
3)（Ｌｅｏｐａｒｄｉ）译成“来屋拜地”, (......想一下，一进门儿就叩头，岂不是当时住在租界中的清朝遗老的常情？......)；
4)（Ｆｒ ａｎｚＷｅｒｆｅｌ）译成“肥儿飞儿”, （......胖小子飞起来了！我的眼前立刻看到那只在西方一般用于励志的“飞翔的猪”：......when a pig can fly......）.
可惜钱先生的幽默在翻译回到英文版本的时候，Lost in translation, 消失了。因为只好又回到英文名字的本身。钱先生的中文打趣自然而然的消失。
只有通晓多们外语的人才会对不会外语的中国读者有这样的体谅与同情，例如钱杨两位。
可惜现在翻译界的现状是蔑视这样的理解与同情。“帮助原作者把读者推得更远”，仿佛被绝大多数中文译者视为己任。
我自己深受钱杨两位大师的影响。
名字嘛？不过是一个记忆的符号。
翻译外国人名，无论如何，已经和原文不一样了。既然已经改样儿，当然应该以“中国的读者容易记”为主要翻译准则。尤其是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是单音节词汇的具体语言环境下，实在没有必要难为读者-------除非译者故意。
譬如玻璃艺术家Dale Chihuly 的名字，我就大盖儿齐地译成“代尔吃狐狸”，简称“吃狐狸先生”，逗笑，好记。
同理用于把Andy Warhol译成"安迪我猴", 简称“我猴”, 和把美国著名摄影师anne liebowitz 译为："安妮. 李伯围棋",
FYI: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司机”，
(英文：Fyodor MikhailovichDostoevsky，1821～1881）
是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国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即如有人所说“托尔斯泰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
FYI: 《堂吉诃德》简介：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或译《唐吉诃德》）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1605年和1615年分两部分_版的反骑士小说。故事背景是个早没有骑士的年代，主角堂吉诃德幻想自己是个骑士，因而作出种种匪夷所思的行径，最终从梦幻中苏醒过来。
这部书对当时流行的骑士小说是一个反讽，从这部书出版后，骑士小说开始销声匿迹，退出文坛。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成为世界闻名的形象，经常用来比喻敢于冲击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人，敢于坚持自己观点到底的人，或不自量力的人，脱离现实的人。这本书留下了一句著名的开场白：
En un lugar de la Mancha, de 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rdarme, no ha mucho tiempo que viva un hidalgo de los de lanza en astillero, adarga antigua, rocn flaco y galgo corredor.
「曼查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著一位贵族。他那样的贵族，矛架上有一支长矛，还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马和一只猎兔狗。」
堂·吉訶德（Don Quixote）
本書的主人翁。本名Alonso Quijano。是一位鄉下的老窮鄉紳，因沉迷於中古騎士小說，顯得相當瘋狂，他立志成為奉行騎士精神的實踐家而出發旅行去，為正義打抱不平。他說服附近的農夫桑丘跟他一同前往。
桑丘·潘薩（Sancho Panza）
「Panza」是「挺著肚子」的意思。桑丘原本是近所的一名農夫，鄉村貴族堂吉訶德由於沉迷騎士遊俠小說，說服農夫桑丘跟他一起上路。桑丘代表的是一名性情平和、正直勇敢的人。農夫桑丘願意擔任他的侍從，陪他「征戰四方」。
FYI: 杨必简介：
杨必（1922－1968），女。祖籍无锡。著名翻译家。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姐姐姐夫是国学大师杨绛和钱钟书，大姐杨寿康，曾译法国布厄瑞的《死亡的意义》。
杨必翻译的《剥削世家》于1953年出版，杨必译（英）萨克雷的《名利场》（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874页，上下两册），被认为是翻译经典。杨必没有出国留过学，但是聪明用功，在语言方面造诣很高。